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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韋慶旺（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崔鳳驍（中國人民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辦公室副主任）

　　百節年為首。春節春節，化心俗稱“過年”，理意是春節中華民族最悠久、最隆重、化心最豐富、理意最歡樂的春節傳統節日。由上古時期歲首祈歲祭祀演變而來的化心今日之春節，融合了祀神祭祖、理意辭舊迎新、春節親朋團聚、化心家國同慶、理意休閑游樂等多種具有神圣感、春節儀式化、化心趣味性的理意文化習俗活動，是中國人一年中最盛大的節日。春節是融于每一個中國人血脈之中的文化基因，歡度春節對于中國人而言具有長久、穩定、特殊的文化心理意義，是新時代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

　　春節讓中國人具有厚實的歸屬感、安全感和意義感

　　文化的范疇包括物質文化、社會文化和主觀文化，春節體現了三者的交融。物質文化是由一個群體對自然環境、經濟和技術的適應性發展而來的，包括食物生產策略、經濟體系和技術等。春節定在農歷正月初一，體現了中國的農業文明；春節期間的傳統飲食和以各種“非遺”為代表的手工藝等體現了中國傳統的生產方式；春運期間乘坐的高鐵、拜年的電子紅包、旅游時觀看的無人機表演等則體現了現代科技的發展。社會文化指社會行為的共有準則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社會制度，如家庭、婚姻和性別角色等。祭祖和拜年是春節的重要社會文化活動，其中包含多種行為準則。例如，輩分和親屬關系，對每個人該說什么、做什么、怎么做，有著明確的規范和要求。主觀文化指一個群體共享的一套觀念或知識，包括共同持有的信念和文化價值觀等。闔家團圓是中國人歡度春節在主觀文化上最核心的訴求，在時間軸上向過去延伸為敬祖和鄉愁，向未來延伸為祈福和奮斗，在空間軸上由個人幸福擴展至家和、國興、天下太平。

　　春節不僅體現了中華文化在物質文化、社會文化和主觀文化上的交融，更集合了眾多文化符碼印刻在每個人的頭腦中，熔鑄在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的共同記憶中。所謂文化符碼，是指人們視為某一文化代表性符號的人或事物。比如，今年是甲辰龍年，龍即是中華文化的一個文化符碼。習近平總書記在2024年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具有剛健威武的雄姿、勇猛無畏的氣概、福澤四海的情懷、強大無比的力量，既象征著五千年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奮斗進取的精神血脈，更承載著新時代新征程億萬中華兒女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堅定意志和美好愿望”。可見，龍作為文化符碼，除了在個人和群體記憶中呈現鮮活的形象外，背后也凝縮了極其豐富的文化含義。春節是中華文化符碼展示最集中的場景之一，除了以龍為代表的生肖文化符碼外，書法、春聯、餃子、爆竹、年畫、春晚及其經典作品等也都屬于典型的中華文化符碼。

　　正因為春節是中華文化在不同文化范疇上的綜合體現，并集合了眾多的中華文化符碼，所以讓中國人具有了特別厚實的歸屬感、安全感和意義感。歸屬感源于個體感知到的對他人和群體的依戀和認同，參與到文化中是滿足歸屬感的重要方式。在歡度春節的氛圍中，每一個中國人都被親情、友情、家鄉情、同胞情緊密地包裹，是一年中感受親緣之“母親”和中華民族之“母親”溫暖懷抱的最濃時刻。安全感是指文化為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提供了確定答案的感覺。在城市化、社會變遷和世界面臨諸多不確定性的時代，春節以其踏實的親情、厚重的家國情懷、跨越千年的文化底蘊，讓中國人一年一度找回家和萬事興、國泰民安、平安是福與自強不息等超越個體短期困境和時代階段局限的穩定人生答案。意義感涉及人們面對死亡能夠進行有效的心理防御和建構的過程。文化為身處其中的人群提供了可傳承的價值觀，是獲得意義感的重要途徑。依據心理學的恐懼管理理論，人們僅是想到死亡便會自動喚起存在性恐懼感，此時他們會更加維護自己的文化價值觀。春節是辭舊迎新的儀式化活動，守歲與壓歲、祭祖與祈福、敬老與愛幼、相聚與分離等活動在激起生命感傷的同時，給人以人生意義的撫慰和升華，讓每一個中國人在新的一年充滿希望和力量。

　　春節是中華文明突出特點的具象化綜合表征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春節作為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以其悠久歷史體現了連續性，以其迎新應變體現了創新性，以其舉國同慶體現了統一性，以其民族交融體現了包容性，以其和合歡樂體現了和平性。春節所體現的中華文明這些宏大深邃的突出特點，并不是抽象晦澀的，而是非常具象化和貼近人民的。比如，全國人民（以及海外華僑和友人）在除夕之夜全家一起收看央視春晚是1983年以來形成的春節“新”習俗，晚會節目融合了不同民族、不同群體、不同藝術形式，這至少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創新性、統一性和包容性三個特征。再如，春節燃放煙花爆竹除了體現創新性之外，還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和平性。老祖宗在發明火藥之初并沒有把它用于研制槍炮和發動戰爭，而是將其用于制作爆竹，從驅鬼迎神到慶祝喜慶活動，是愛好和平的良好明證，浸透在每一個中國人的骨子里。在燃放煙花爆竹的活動中，人人都可以參與，親人和鄰居也可以在旁一同觀賞，家家戶戶還可以應和共鳴，蔚為壯觀。

　　從文化心理學視角看，中華文化相較于西方文化，其顯著的特征在于其非個人主義的取向，體現在他人導向、家國情懷、注重和諧等方面，這些價值觀彼此不可分割地緊密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文化癥候群。人們在歡度春節時舉行的各類年俗活動，不僅相互關聯，而且共振在一起，是對中華文化突出特點的具象化綜合表征。春節期間，人們通過參與多個活動、每項活動多人參與等層層疊加，共同構建了我們中國人的大年，而中國人每過的一個大年，最終將融入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繼續積淀，傳承給后世子子孫孫。在文化心理學研究中，研究者往往通過讓個體觀看文化符碼來激活個體所屬的文化，然后考察這種文化對個體心理與行為的影響。春節不僅集合了諸多中華文化符碼，而且通過讓人們親身參與和感受，引起了人們除記憶和視覺以外的聽覺、嗅覺、味覺、觸覺，這些具象化的活動和生理反應是激活中國人文化認知與認同的最佳場景之一。文化心理學將這種具體的、情境性的、自下而上通過身體和生理反應而促發的認知形式稱為具身認知，它比基于概念知識的、自上而下的抽象認知更有力量。

　　在春節變遷實踐中發掘和拓展人民的文化主體性

　　今年是中國春運的第70個年頭，據統計，春運人數從最初的2300萬人次增長到今年的90億人次。在城市化和全球化浪潮中，沒有哪一項短期的人口流動能達到中國春運的規模。然而，與通常人們所定義的流動不同，春運的流動首先是為了回家和團聚，而有了這一年一度的回家和團聚，外出和分離就是更有方向和歸期的。可見，盡管經過了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城市化建設和現代化發展，春節的延續性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而是在變遷中增添了新的色彩。人們運用一些現代科技和理念，使春節的傳統習俗更加豐富和精彩。比如，今年央視春晚的創意年俗秀《別開生面》，融合不同地域的特色“年味”食品實物，隨著歌舞、地方特色的影視、方言和電子屏幕上的創意一起亮相，展現了“面食里的大中國”。社會心態與文化變遷是中國社會心理學家特別關注的研究課題，他們將社會一段時期內發生的達到一定規模的群體性心態稱為社會心態，而把很長時期都比較穩定的深層心理稱為民族性。可以說，中國人過春節的表層就像社會心態的演變，不同時期會隨著環境和風潮出現各種變化，但春節的價值與精神內核關聯著中華民族的民族性，縱使歷經巨大變遷仍然相對穩定。

　　從文化心理變遷機制上看，中國的文化變遷并不是簡單地朝著西方個人主義的方向發展，而是在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礎上，吸收和增加合理的現代性價值和理念。中國人今日之春節即體現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融合。比如，闔家團圓和孝親敬祖是人們普遍認同的春節傳統文化，但是到男方父母家過年則逐漸被人們放棄，代之以交替到男方父母和女方父母家過年，或者帶著父母一起旅游過年。類似這種融合和“變通”，源于人民群眾自發的應變和智慧。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不是個體的行為，也不是自上而下的過程，而是群體行為長期互動形成的自下而上的過程。文化心理學將文化看作人們主觀上認為的大多數人共同擁有的知識和觀念，并將其稱為共享現實。就春節而言，它是一個個中國人心中所認為的大多數中國人會如何看待春節的最大公約數。因此，春節的變遷是一個在中國人群體心理中發生的復雜過程，但參與其中的是一個個具體的中國人。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應充分發掘和拓展人民在春節變遷實踐中的文化主體性。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社會階層視角下的文化心理變遷機制研究”（20BSH141）階段性成果）